其父为清朝举人，在金润庠8岁时去世;其母出身于书香门第，能诗善文，兼通医理，曾在宁波举办女塾，开浙东女学之先。1904年，金润庠小学毕业后，即到汉口立昌生海味号当学徒，业余自学英语。几年后，到上海华通保险公司当办事员。由于金润庠工于心计、博闻敏慧，很得经理青睐，1909年升任华通烟台分公司经理，后改任华通杭州分公司经理。不久，金润庠进上海美商德泰洋行当买办，又任英商光耀桅灯厂中方经理。同时，他以私资开设润丰恒商行，并在英人办的法律事务所学习法律。
      1911年，金润庠结识竺梅先，渐成知交。在1925年张宗昌盘踞山东时，金润庠协助竺梅先在上海为张宗昌采办面粉。以后，两人继续合作，积资日丰。1927年冬，鉴于造纸工业有利可图，金润庠与竺梅先以28万元，盘进嘉兴禾丰造纸厂;1931年，他们又购进杭州武林造纸厂。他们将两厂改名民丰、华丰，设立董事会，竺氏任经理，金润庠任协理，开始经营造纸工业。经过对市场的分析，金润庠认为从事纸版的生产有利可图，便开始了纸板的试制工作。在试制薄白纸版过程中，他们两人表现了极大的热情，亲自下车间，与技术人员、工人共同钻研。这种纸版的技术要求很高，他们二人既无技术资料，又无专家指导，几经试验，未获成功，但两人仍不惜工本，坚持试制。1933年，几经失败后，他们聘请总工程师褚凤章、造纸工程师陈晓岚进厂，并邀请浙江大学教授潘光圻协助研制，终于试制成功，以“船牌”为商标经销。
      由于民族工业地位脆弱，同业间互相倾轧，削弱了对抗外资的力量。为了对抗外资的力量，金润庠与各纸厂协商，筹组“国产纸版联合营业所”，使各厂生产纸版加入产、销垄断机构，以增强势力。为此，他与苏州大丰厂、盛华厂、天津振华厂等共5家造纸企业各推一人，组成理事会，推选金润庠任联营所所长。规定各厂产品一律交由联营所出售，定价划一，天津振华厂产品不南运，南方各厂产品不北上，划定了各自的销售范围。
      1935年前后，随着国内外卷烟业的发展，金润庠与竺梅先看到卷烟纸方面存在着极大的利润，便着手试制卷烟纸。他们除了重用褚凤章、陈晓岚等工程师外，还用重金聘请奥地利工程师恩槎来厂辅导技术，从德国买进新式机器，迅速试制投产“船牌”卷烟纸。1936年，经国民政府工商部批准，金润庠获得东南五省、两特别市的卷烟纸制造专利权。为了打开销路并与舶来品抗衡，他们派人到处游说，先后使南洋、华成、福新等烟厂相继采用“船牌”卷烟纸;其后，英商颐中烟草公司、英美烟草公司也开始订货。自此，民丰造纸厂生产的“船牌”卷烟纸，在东南五省享有声誉，对于抵制外货，发展民族工商业，起到了一定作用。
      1937年上半年，民丰、华丰两厂同时扩充：民丰再增资175万元，连同原有资本共计300万元;华丰增资100万元，连同原有资本共计150万元。不久，抗日战争全面爆发，金润庠任上海市抗战后援会主席团成员兼供应委员会副主席，劝募物资，支援抗日军队作战。上海沦陷后，金润庠拒绝与日商合作，经汉15转赴香港，做运销生意。不久，他在香港与“中茶公司”合作，从宁波贩运茶叶出口，获利甚丰。在此期间，金润庠往返于重庆、桂林、香港之间，并秘密潜人上海，劝募抗El美金公债。1941年5月竺梅先在宁波病逝后，民丰、华丰两厂均由金润庠掌握。
      1939年，日商“王子制纸株式会社”通过日本侵华机构“兴亚院”，强占民丰设备，并盗用民丰名义，生产“太阳牌”卷烟纸。1942年，汪伪政权宣布“发还”华东地区140多家大企业，企图胁迫民族资本家与日伪合作办厂。金润庠从重庆回到上海，与汪伪政府多方谈判，决定由日方承租民丰、华丰两厂。金润庠以所得租金在上海开办大同企业公司，经营地产、股票和黄金买卖及卷烟纸贩运业务。
     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，金润庠从日人手中收回了民丰、华丰两厂。纸厂复工后，当时舶来品未及赶到，上海各烟厂均用民丰、华丰出产的卷烟纸，一时销路甚广。但好景不长，孔祥熙的扬子公司经销大批美制卷烟纸，以低于民丰成本的价格涌进市场。民丰产品无人问津，产品大量积压。
      金润庠面临危局，苦苦支撑，不得不暂时转变经营方向，改制部分文化用纸和手工卷烟用的连史纸。
      1946年秋，金润庠任民丰、华丰总经理后，分别任命原工程师陈晓岚、吴贤哲担任两厂厂长职务，总工程师为褚凤章，副总工程师由陈晓岚兼任。
      两厂多次开办技术员工训练班，培养了一批技术工人。同年11月，华丰工人为要求改善待遇，计划罢工。金润庠得知后，要求国民党浙江省保安司令竺鸣涛派保安队到厂镇压，强迫工人上工，并利用分化的手段，以瓦解工人的团结和斗争。
      抗战胜利后，金润庠是上海工商界比较活跃的人物，任全国工业协会副理事长、上海市商会常务理事等职，与国民政府要员翁文灏、张群关系较近，对杜月笙执礼甚恭，依为靠山。l 948年，金润庠当上了“国大代表”。但是，由于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的不断打击，使金润庠难以招架，民丰濒临无周转资金的绝境，出现复厂后第二次危机。金润庠通过贿赂国民党官吏，向中央银行乞求钞票纸订货任务，以济燃眉之急。
      1949年5月，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妄图拉拢金润庠去台湾，遭到金润庠的拒绝。国民党京沪警备总司令汤恩伯派副官把飞机票送到金润庠手中，企图胁迫他往台湾。金润庠不得不秘密避居圣保罗公寓。上海解放后，人民政府保护民族工商业，华丰、民丰开工生产，积压的八千多箱卷烟纸也迅速售出。1950年4月初，华丰、民丰两厂成立劳资协商会议，金润庠不明人民政府政策，害怕工人斗争，偕家属及副总经理竺培农避居香港。经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争取，推举他为浙江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特邀代表，派人赴港劝促，他才于7月初返回上海。1953年11月，经金润庠多次申请，民丰、华丰两厂改为公私合营。以后，金润庠历任全国政协第二、三届委员。1961年6月1 3日金润庠在上海去世，终年71岁。其子女根据他的“为人民办些福利事业”的遗愿，将20余万元捐献给浙江省工商联。